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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县—纺织文化

更新时间:2012-09-12 17:28:00点击次数:16958次

高阳纺织业的兴盛,衍生了独具特色的高阳纺织文化,也产生了一大批纺织文化名人和知名品牌、知名企业;出现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合作组织和职业技术学校,如“布线庄”、“高阳私立职业技术学校”等;造就了一些巨商富贾,史称“冀商”,成立了“高阳商会”;一些有关纺织文化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也广为流传;一些有关高阳纺织历史的文物和资料及遗址,丰富了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纺织名人

王士颖(1854~1925):工商实业家。高阳留祥佐人。他第一次把铁轮织机引进高阳,并加以改进,使“高阳布”从木制织机织窄幅土布发展到铁轮织机织宽幅洋布,提高织布效率近10倍。王士颖为人豪爽仗义,无偿提供织造技术给当地百姓,并时常扶弱济贫,救助孤老。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皇帝为奖赏他提倡耕织、改良工艺的善行,下诏赏王士颖七品顶戴,王士颖谦称自己为“七品老百姓”。

杨木森(1864~1939):工商资本家。安新南边吴村人,长期客居高阳,早年经营“蚨丰号”货店,光绪三十三年(1907)发起成立高阳商务分会,并设织布工业研究所,倡导织布,并先后成立“蚨丰”、“大丰”、“元丰”、“久丰”等工厂和商号,在全国10余个省份开办分号,经营范围远到蒙古和日本等地,拥有资金400万元(银元),成为高阳织布业最大的财团。1921年,杨木森曾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商会副会长,连任6年。

李叔良(1883~1954):工商实业家。高阳庞口村人。以经营纺织印染颜料为主,1919年开办第一家高阳染布工厂——合记工厂,生产的“放羊牌”纳夫妥红布、“仙女牌”灰布、“三马牌”青布、“荷花牌”漂白布等均成为名牌产品。为振兴国货,李叔良投资10万元,在天津汉沽开办“合记碱面”,生产“红象牌”硫化碱和碱面,行销全国。解放后参加公私合营,所属工厂成为天津毛纺厂和高阳染厂的重要资本和技术工人来源。

张汉文(1901~1969):中国当代纺织学、毛纺学的奠基人。高阳长果庄村人。曾赴欧洲勤工俭学,就读于法国鲁贝工学院,毕业后任鲁贝纺织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29年回国,先任上海章华毛织厂工程师,再任天津东亚毛纺厂总工程师,创制著名的“抵羊”牌毛线。后任北平大学工学院纺织工程系教授兼主任、西北工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大学纺织工程系教授、河北纺织工学院副院长。精通纺织理论和工艺,并有丰富实践经验,为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做出开拓性贡献,著有《毛纺学》。

知名企业

仝和工厂:兴建于1921年,东家兼掌柜是高阳县的苏秉璋(其弟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苏家自天津引进一台楼子织机织提花布开始,经过十多年的精心经营,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已发展成为工商联营、织染兼备的大型综合工厂。仝和工厂率先使用日式提花机织提花布,是高阳布业从织土布、洋布走上织提花布的开端。苏家兄弟四人,长兄苏秉衡开始在天津学习织提花布,积累经验后回高阳办厂,二弟苏秉杰毕业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染织科图案设计专业,三弟苏秉璋毕业于高阳甲种商业学校学习商业经济管理学,又有一定的实际经营经验。1921年,苏家兄弟经过一番筹措,以8000元之资,买地15亩,盖房30间,购买楼子织机32张,招收工人60名。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仝和工厂拥有工人400余人、资金35万余元(银元)。仝和工厂在高阳织布业中起步较晚,但事业突飞猛进,以致后来居上。原因有以下几条:一是总经理苏秉璋有文化知识,思想解放,敢于破除陈规旧俗,大力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如引进电动织布机,买打字机、收音机,织线毯,在高阳织布业当中均为首创,创织名牌产品“渔翁得利”牌青布,畅销市场。苏秉璋到江南进行实业参观,写出了经济专著《江南实业考察记》,阐述了高阳布业发展方向,如何建立机械化大工业工厂,如何经营,如何管理等问题。二是重用有知识有技术的专业人才,高薪聘请专业管理人才。三是及时掌握市场行情,在全国各地设有外庄,信息反馈快,能达到以产促销,以销促产。仝和工厂停业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1938年9月日军占领高阳,对民族工商业大肆摧残,砸机器、拆厂房,仝和工厂被迫关门,400多名工人失业,苏秉璋出走西安,苏秉杰远赴天水,苏秉衡流落北平,仝和工厂毁于战乱。新中国成立后,仝和工厂的部分设施参加公私合营,为国营高阳染厂的前身。

蚨丰号:杨木森早年经营杂货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用3000吊钱开办了蚨丰号,主要经营洋杂货、布匹、绸缎,还兼作钱行放账。光绪三十三年(1907),杨木森见纱布业日渐兴隆,改为经营棉纱,除土纱外,并有少量16支洋纱。同年,杨木森和张造卿、韩伟卿、李条庵等人创办高阳商务分会,提倡改造织机,用洋纱织宽面布。1917年,从天津请来技术人员,依照日本田村洋行所售织布机,自制足踏式铁轮机,每台造价40元(银元)。为大力推广洋纱铁轮机,杨木森创新模式,建立布线庄,创立了“撒机制”这一高阳织布业的独特模式,主要经营方式为:凡织布工人愿意用新织机者,只要交织机之半价,即可买去一台织机,并发给织布所需之纱,织出的布交蚨丰号,由蚨丰号给手工钱,所欠机价,在手工钱中扣除。后来连织机半价也不要,只要有可靠的保人,就可领走布机和洋纱,为高阳织布业转为铁轮机用洋纱织宽面布创造了条件。蚨丰号鼎盛时期,撒机子1000余张,在全国各地和蒙古、越南等地开设了10个外庄,高阳总号拥有房百余间,设有总事务所、文牍科、批发科、白布科、色布科等业务机构,雇员达到200余人。蚨丰号毁于抗日战争时期,大批资金和原料被日军没收,在河南洛阳及越南海防的生意也遭受重创,不久停业。

恩记工厂:建于1930年,其前身是天振生染坊和新彰工厂,东家兼掌柜是李恩波。李恩波于1924年春天开办天振生染坊,雇佣10名工人,有厂房20余间。由于李恩波是天津高工织染专科毕业,对各种布匹的性能非常熟悉,而且有颜料配色技术,在高阳布业中率先试染平麻布获得成功。后李恩波在上海看到印花布行销很好,学习掌握了印花技术并在企业应用,开始了高阳印花布生产时代,获利丰厚,使恩记工厂成为高阳纺织业四大厂之一。后来,李恩波又首次在高阳纺织业中率先推行布匹轧光技术,同样得风气之先,利润可观,恩记工厂很快发展成100多名工人、实力雄厚的现代化纺织企业。生产的“镇山虎”牌青布和“双美人牌”丝光哔叽成为民国年间国货精品。1937年“七七事变”后,恩记工厂在高阳无法维持生产,李恩波率40余名工人前往北平,成立“丽丰”漂染厂,成为颇负盛名的染织企业。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公私合营,是北京光华染厂的前身。

合记工厂:在高阳县城南关,占地16亩,建于1919年,由高阳县庞口村李叔良、李仲良兄弟和西街孙月奇、南街杨爱卿等人共同合伙开办,所以取名“合记工厂”。合记工厂的开办资金为李叔良贩卖布匹的积蓄和为德国商人代销颜料所赚取的利润,初名“合记染坊”,是高阳第一家染布工厂。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合记工厂已成为拥有工人200多名,年赢利15万元的工商联合企业。其名牌产品有“晴雨”牌阴丹士林布、“放羊”牌纳夫妥红布、“仙女”牌灰布、“三马”牌青布和“荷花”牌漂白布等,行销全国。合记工厂在河南、陕西、山西、四川、云南等地设立了外庄。合记工厂所生产的阴丹士林布,成为当时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标记和符号,影响深远,倍受国人喜爱。

独特词汇

爆股:指企业破产,出资方所持股份难以变现,生产经营不能维持。此时,业界会请一位民间德高望重人士出面予以说合,处理破产事宜,安排剩余财产的分配,最后大家在一起吃一顿散伙饭,高阳人称之为“爆股”。

拨条:高阳纺织业独创的金融管理办法,由于高阳布业年消费纱丝数额巨大,资金往来频繁,但一般工厂和企业、商号嫌银行资金汇兑手续繁琐而另起炉灶,独创了“拨条”资金汇兑办法,是原始面貌的“信用卡”制度。买货方(撒机织布者为多)不以现金支付售货方,而以商业诚信为担保,开一拨条予以抵押,双方各存一半。撒机者也以同样方法支付下游产业。拨条累积到一定程度,往往资金雄厚者会发动资金变现活动,掀起一场业内竞赛,平衡金融风险,维护企业生产。

跑街:也称“跑条”,指拨条变现活动中专门为应付工厂、商号之间的金融业务而出现的职业。从事这些职业者往往都是金融业务熟稔的会计专家,他们手持拨条,争分夺秒,维护高阳纺织的诚信,促成了高阳纺织业的繁盛。

谚语、市声:南有潍坊,北有高阳。哼哼唱唱,织织纺纺。(哼哼唱唱,指高阳人爱唱戏,是有名的戏曲之乡)

家家织机响,人人会织造。桂林山上无杂木,高阳花布四季新。

高阳《卖布头》歌词:“这块青市布,它怎么这么黑?小猪拱煤堆,赛过张翼德,不让黑李逵,亚赛过唐朝的黑敬德呀。他西山烧过炭,南山挖过煤呀,他当过几年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这块白市漂,它怎么这么白?它刚打娘家来,不让头茬雪,赛过二茬霜,亚赛唐朝的薛仁贵吧,一套是五尺,两套是一丈,真正高阳匹儿,件件桩桩不一样儿啦。”(注:一套,方言,指两手平伸两侧后,两手之间的长度。)

历史遗迹和文物

高阳纺织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文物。高阳县城众多街道和地名均保留了大量纺织行业特色名称。如缯市街、线市街、花(棉花)市大街、盐店街(印染需用大量盐)等。在上海有专门为高阳纺织业而设立的“高阳路”,在天津有位于三条石大街上的“高阳商帮会馆”,简称“高帮会馆”。高阳纺织博物馆收集纺织文物700余件,全面展示了高阳纺织的发展历史和辉煌业绩。

高阳纺织业研究

高阳纺织业的发展和兴盛,引起专家学者浓厚兴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纺织业和大城市的纺织业严重倒退,高阳纺织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留下了活的史料。民国时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长期跟踪研讨高阳纺织发展史和现状,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吴知、朱尚英分别撰写了高阳纺织研究专著《乡村织布业的一个研究》、《华北农村商人雇主制度》,至今仍有广泛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冀中导报》等也对高阳纺织业做过许多报道和研究。近年来,日籍美裔学者琳达·格罗夫发表了研究高阳纺织历史的著作《革命中的农村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研究民国历史的学术杂志《民国春秋》对民国时期的高阳纺织业做了专题研究,河北省政协也出版了文史资料专辑《高阳织布业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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